碧螺春的历史溯源

对于碧螺春的历史溯源，曾有不少人进行过专门考证，有的人称碧螺春始于清初；有的学者考证认为形成于1712年至1701年之间；还有猜测在1691至1701年之间。目前，在各种论著中，引用最多的，还是清代王应奎于乾隆二十二（1757）年撰写的《柳南续笔》有关“吓煞人”改碧螺春的故事。
    《柳南续笔》中记称：“洞庭东山碧螺峰石壁，产野茶楼株，每岁土人持竹筐采归，以供日用，历数十年如是，未见其异也。康熙某年，按候以采，而其叶较多，筐不胜贮，因置怀间。茶得热气，异香忽发，采茶者争呼吓煞人香。‘吓煞人’者，吴中方言也；因遂以名是茶云。自是以后，每值采茶，土人男女长幼，务必沐浴更衣，尽室而往。贮不用筐，悉置怀间。而土人朱元正独精制法，出自其家，尤称妙品，每斤价值三两。己卯岁（1699）年车驾幸太湖，宋公购此茶以进。上以其名不雅，题之曰‘碧螺春’，自是地方大吏，岁必采办，而售者往往以伪乱真。”

《柳南续笔》的上述记载，虽说引用者众多，但我们认为只有“康熙年间把俗名‘吓煞人’的改名‘碧螺春’和碧螺春茶最早采自碧螺峰”这两点可信，其它就属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了。因为，《柳南续笔》成书于乾隆年间，而早此的《随见录》的记载，就简洁得多。其载：“洞庭山有茶，微似齐茶而细，味甚甘香，俗呼为吓杀人，产碧螺峰者尤佳，名碧螺春”。不枝不蔓，既没讲到置怀间的事，也没有讲到康熙提名的情节。《随见录》原书已散失，上述记栽，为清代陆延灿的《续茶经》，成书于雍正十二年（1734年〉，这表明了《随见录》当是《续茶经》之前康熙末年和雍正年间的一部作品。由此可见，上述关于碧螺春的记述，应当是《随见录》作者自己亲见亲闻的记录，是可信的。
       另外，这里还有一条重要史料可与《随见录》相印证。这就是《江苏县区志》所说的“茶，出洞庭包山名剔目，俗名细茶；出东山者品最上，名片茶，精制者，价倍于松萝。”《县区志》成书于康熙二十八(1689）年。特点和《随见录》所说一致，即茶叶的条索较细。再近一点，就是清代王维德编辑的《林屋民风》（成书于1712年）也照抄了《县区志》说法，所不同的就是将“茶”改成了“土产”。这也说明在1712年时，还没有碧螺春的说法。如果真是康熙皇帝亲自所定的名字，对此，《随见录》等书的作者，是决不敢疏漏的。据史料考证，碧螺春的茶名取自于东山的碧螺峰，并非有些人所认为的"因其形似碧螺，采在春天而得此名”。碧螺春的取名时间应该是在《林屋民风》（1712年）和《随见录》（1734年前）成书之间。
     
       不过我们指出这一史实，并非要大家今后就不提康熙南巡至太湖而御賜其名的故事，民间传说嘛，不妨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在这个传说背后，会不会是当时的土人，想借帝王之成，杨其名而谋茶利呢？
     还有更早一个传说：“碧螺春原是野山茶，俗名叫‘吓煞人’。茶籽是由山禽衔来，掉在洞庭东山碧螺峰的石壁上。明时有个丞相叫王鏊，东山人。一年他回乡时，特题书：‘碧螺峰’三字，并锡刻于碧螺峰的石壁上、同时又带了一些山茶返京，献给孝宗皇帝。皇帝饮后，此茶特别清香甘甜，随问他这是什么茶？王鏊认为叫‘吓煞人’这个茶名不雅，就说：此茶产在吾乡碧螺峰，故名‘碧螺春’。从此，此茶便有了‘碧螺春’的大名。”这段内容可以说是与《柳南续笔》的记载传说借帝王圣威以扬其名的一个故事的两个不同的版本。



      那么，碧螺春的生产到底是先于洞庭东山还是西山呢？由《县区志》可以证明，碧螺春既是东山，也是西山劳动人民的共同创造，是西剔目和东山片茶的延续，是洞庭东西山历史制茶技术发展的共同结晶。但是，东、西两山虽一脉相承，但是隔水相望，交通有诸多不便。因此，东、西两山要在同一年份同时形成碧螺春，也不太切合实际。据清代戴廷年在乾隆三十六（1771)年所著的《吴语》中指出：“碧螺春产洞庭西山，以谷雨前为贵。唐皮陆各有茶坞诗，宋时水月院僧所制尤美，号水月茶，近易兹名，色玉香兰，人争购之，洵艺荈中尤物也。”这就是说，水月茶是在接近1771年时才更名为碧螺春，这可能是因东山碧螺春的炒作而名声太大，以至于盖过了历史悠久的水月茶，才不得不更名了。